今年迎来中澳建交50周年，澳大利亚前外交官梅卓琳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50年来，澳中关系经历了风雨，目前面临很多挑战。加强和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对双方都有很大益处，我对其未来保持乐观，充满信心。

梅卓琳是澳大利亚在中国学研究及和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之一。作为一名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外交官，她的诸多贡献为早期澳中贸易与文化关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她现居悉尼，为悉尼大学客座教授、澳中关系顾问；也曾担任过西悉尼大学澳中华文化艺术学院院长，其著作包括《澳大利亚-中国：一系列的反思》、《中国生活与文学中的幽默：古典与传统的方法》等。

梅卓琳早年在中国工作时的照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梅卓琳在大学时选择中文专业那刻起，就注定了是一位与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息息相关的有缘人。她对中国文化、商业和政治的深刻了解，不仅来自工作后前往香港任职和居住了几年，更来自她一生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各种经历。1972年11月至12月，她作为悉尼大学教育代表团的一员访问了中国。同年12月，富有热情的梅卓琳在澳大利亚大选中投下了支持工党的一票，她说：“因为时任工党候选人高夫·惠特拉姆承诺，他会去主动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为了更好的为澳中两国发展作出贡献，她从大学辞职前往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工作。

1973年3月，梅卓琳就任于当时的海外贸易部，在贸易关系司担任中国事务官员，主要任务是为签署第一项贸易协定而进行谈判工作。她说：“当时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同行的还有贸易部长吉姆·凯恩斯。我还陪同时任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白相国访问澳大利亚，最终在堪培拉签署了这项协议。”

梅卓琳在海外贸易部工作的第二段时间是1985-1988年，此时正是中国加速改革开放时期，她被派到北京担任商务部长。在此期间，她与著名经济学家罗斯·加诺特大使密切合作，负责了两个主要项目，分别是发展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中国对澳大利亚西北部查纳尔铁矿的首次重大海外投资。对于这两个项目在当时的成果，她说：“它们的推进离不开双方的高度信任。这两个项目都给两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有许多互利交流的机会。”

外交事务给予了梅卓琳独一无二的机会，充分参与到澳中关系的建设与发展当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外交工作并不是她心中最满意和快乐的工作。为了更好的帮助澳中工商业建立联系和合作发展，她选择离开了政府部门，加入国际羊毛协会中国分会，担任秘书处主任一职。

梅卓琳在回忆中介绍道，当时国际羊毛协会正与中国的羊毛加工商、设计师和市场营销人员密切合作，帮助本地和出口市场生产高质量和时尚的产品。她意识到这些合作能够有利于澳大利亚羊毛生产商和中国工商业发展共赢，也能够将优质的羊毛产品带给中国大众。

在亲历澳中两国关系从建立初期到蓬勃发展之后，梅卓琳在2019年12月再次前往了中国，其主要目的是参加她的回忆录《中国的北极星》（青岛出版社）中文译本的启动仪式。这一次，她邀请了两代人陪同前往北京游玩，分别是自己的儿子和孙子。她说：“我儿子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没有再回过中国，他对中国城市的发展印象非常深刻；我九岁的孙子喜欢爬长城，参观博物馆和百货商店；我们还见到了许多老友。”从她的描述中不难看出，梅卓琳将她与中国的缘分通过亲身经历和实践的方式，代代相传。

梅卓琳早年在中国的照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澳中关系发展中，梅卓琳也结交了各行各业中国朋友。这些朋友给予了她一个直接又真实地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途径。在她的回忆中特别提到了一位来自中国外交部的朋友，也是她曾经的同事段津先生。她说：“1979年至1984年，我担任澳大利亚中国协会常务理事，他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那时候“澳中协会”的事务都是与“友好协会”一同商量后达成共识的。

段津曾多次访问澳大利亚，后来被派往加拿大时也遇到了前往加拿大处理事务的梅卓琳。她说：“在上世纪90年代，段津被派往悉尼担任总领事一职，他退休后，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并多次拜访他在北京的家。我一直很欣赏他坦率和友好的建议，以及他的幽默感和对音乐艺术的热爱。我很荣幸与这样一位热情好客的人成为朋友。”

尽管早已从政务工作岗位上退休，但正是有了她的这些外交工作经历和中国友人的相伴，梅卓琳至今都用心保持着她自己与中国的联系。她平日里喜欢读书、写文章，也热衷于参加各种合唱团体，并出席一些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活动。2016年，西悉尼大学成立了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退休后的梅卓琳挑起了该院的重任，被聘为首任院长。在她任职的时间里，她组织了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并投身于研究和推广中国文化的事业当中。她不仅将该研究院初期的框架从无到有的建立起来，更亲手创建了中国艺术与文化硕士学位项目，该学位的建立帮助了很多想要学习和了解中国的澳大利亚人，也培养了一批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人才。

50年来，澳中关系经历了风雨，目前面临很多挑战。面对澳中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梅卓琳认为：“加强两国经济合作对双方都有很大益处。中国文化也正在对澳大利亚文化产生影响。50年前，双边关系纯粹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后来，行业和专业团体建立了关系，还有很多个人与个人之间建立的联系。正因为两国关系是多层面的、难以消除的，因此我对其未来保持乐观。”

在访谈的最后，梅卓琳留下了属于她对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的未来期待：让我们珍惜彼此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互学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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