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姓费，我叫费思棻，我是首任澳洲驻华大使。那是70年代的时候，从我们建交到1976年。然后在各个方面我也参加了很多与澳洲和中国有关的活动。”这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加上名字中极具文化素养的“棻”字，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中国通”。这也正是中国驻澳大使肖千对费思棻的评价。

澳首任驻华大使费思棻回顾中澳建交历史（摄影 孙朝旭）

1972年中澳建交之后，费思棻在1973年成为澳大利亚驻华首任大使。当时他才35岁，而时任中国领导人有些已比较年长。“但是他们每个人对我都非常友好，没有因为我年轻就觉得我经验不足或者不成熟。”费思棻回忆说，在他向年过八旬的董必武出示自己担任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的国书时，董必武对他说：“我已经老了，迟早要退休。你应该认识一些年轻人。比如周恩来总理。”讲到这，费思棻忍住笑解释说：“其实周恩来当时都73岁了！”他继续说，中国领导人都对他很热情，经常鼓励他，让他感到很自在。

在被问到接触过的让他印象最深的中国领导人时，费思棻不假思索地说：“毛泽东肯定算一个。”他接着解释道，自己此前一直有学习现代中国，所以会知道那些大人物。没想到自己得以亲眼见到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并和他交谈、握手……“我有点受宠若惊。”他说。

费思棻与毛主席握手、会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周恩来则是另外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领导人。“他不仅在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事务上有着丰富的经验，而且他分析国际事务和解释国际问题方面的能力也非常棒。每次和他见面都很开心。他非常有魅力，也懂很多英语。我甚至觉得他其实会讲英语，只是大部分时候都选择讲中文而已。”一提到周恩来，费思棻就仿佛打开了话匣子，好似在描述自己一位优秀的好朋友。

费思棻与周恩来总理握手、会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周恩来其实给澳大利亚媒体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费思棻说，紧接着讲了一个小故事。1971年，还没成为总理的惠特拉姆作为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领袖率团访华，周恩来会见了他们。通常在这样的会晤中，媒体只能在会见刚开始时领导人们互相寒暄的时候在场。但那次，周恩来却允许媒体全程旁听他和惠特拉姆的会面。“澳大利亚媒体对周恩来的印象特别好，以至于后来他们对他和对中国都进行了特别正面的报道。这也改变了当时澳大利亚境内人们对中国的看法。”

费思棻和时任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也成为了好朋友。“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跟我说，我期待和你一起讨论和争辩。他后来的确这么做了，他会来我家和我一起争论关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问题。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可惜他在那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其实当时时期特殊，中国外交官们不能随便邀请外国人到自己家中做客，要和中国外交官们打好交道并不容易，费思棻说自己得做出额外的努力才能有一些文化交流。“不过我那时候的经历还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我有幸见到了那些有名的大人物，像董必武、周恩来、毛泽东、朱德……”费思棻一边细数一边骄傲地点头。

虽然当时大环境气氛紧张，但是费思棻似乎没有因此受到影响，而相反地他向人们传递了积极的信息。“我结束当大使的几年后，听说以前外贸部的人叫我‘痱子粉’。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可开心了！毕竟那时候没有多少玩笑可以开，而我的名字可以让这些官员们有了些乐子，真是太棒了！”他大笑着回顾说。

费思棻最初和中国产生交集的时期正值文革。1968年，在他成为首任驻华大使之前，他跟50多位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生前往中国旅游三周，在湖南韶山与红卫兵发生过小误会。就在大家以为这个经历会让他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时，他却认为那次的旅程只是让他意识到了自己之前有多无知，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了解程度有多低。

“我们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但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获知。我们必须努力让我们的人民学习中文，以及在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学习中国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因此，当我回到澳大利亚时，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说服政府和教育部门引进中文和开展中国研究。这也成了我的一个奋斗目标。”

这个奋斗激情确实引领费思棻为拉近中澳关系做出了很多贡献。除了陪同惠特拉姆到中国进行“破冰之旅”，费思棻也一起参加了澳大利亚另一位前总理弗雷泽在1976年的首次正式访华。费思棻表示，那次访问意义重大，因为就是从那之后才有了澳大利亚总理对中国进行持续的访问。

1977至1978年，费思棻所在的工作小组建立了澳中理事会，而他在1979至1986年间担任理事会副主席。1980年，他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为澳大利亚企业和政府提供的私人咨询机构。作为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委员会的带头人，他在1986年至1991年间担任该协会的主席。目前，他是澳大利亚华人博物馆的董事会主席，同时也是智库“中国事务”的董事会成员。

现如今，澳大利亚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度确实高了很多。费思棻提到，现在去悉尼的唐人街，到处都可以听到普通话或者广东话，而这在他在60年代看到的大不相同。而且，唐人街在澳大利亚各个城市的普及也说明了这个国家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提高。

在谈到对中澳关系未来的展望时，费思棻表示，现在是一个困难的时期。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会发生什么，部分还取决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及俄罗斯和欧洲之间会发生什么。他认为，如果有像澳中基金会这样的组织继续支持，那么两国将能更好地继续保持稳定的良好关系。他很欣慰看到当前政府支持在澳华人以及他们所在的社区、他们举办的活动等。他希望未来当地政府能继续鼓励对话和讨论，这不仅对双方关系有利，对澳大利亚国内社会也有利，因为在澳华人对澳大利亚有着巨大的贡献。

今年7月，中国驻澳大使肖千在与费思棻会见时表示，费思棻是中澳关系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费思棻则表示愿意继续为澳中关系作出贡献。

采访结束时，费思棻展示出一张自己数年前抱着熊猫的照片说：“在澳大利亚，有的人称亲华的人为抱熊猫的人。你看，我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抱熊猫的人。”

费思棻在成都怀抱大熊猫（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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